短篇小說:陰差陽錯

推薦人: 來源: 美文閱讀網 時間: 2015-03-13 01:14 閱讀:
  張先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出生於1948年5月8日,今年照理應是66周歲,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可身份證、戶口簿與事實卻大相徑庭。出生時間一欄競赫然標明“1942年5月8日”。

  這樣,張先生不僅比兩個姐姐“勝出”,而且比出生於1944年的哥哥還大出兩歲,荒唐到實際上的弟弟“后來居上”,經過不知什么環節上的“陰差陽錯”,居然變成了法律上認可的“長子” 。

  如果在生活上顯得滑稽荒唐、貽笑大方,那么也就罷了。問題是這錯誤的年齡,改變了張先生的一生,帶來了非同小可的消極影響。

  1978年11月張先生即將隨洶涌澎湃的上山下鄉知青回城大潮一起回到心馳神往、日夜思念故鄉,他興奮得幾夜都沒睡安身。

  可做夢也沒想到還沒回城,就在這節骨眼上,橫生枝節,鬼使神差,年齡超標,遭遇“卡殼” 。仿佛冥冥之中,命運之神與他開起玩笑,存心搞點惡作劇似的。

  這當中心急如焚的除了他本人,莫過于牽腸掛肚的伯父。張先生六十年代靠伯父撫養教育,長大成人,患難與共生活了四、五年。

  65年他中學畢業,懷揣滿腔熱情,告別伯父, 只身投進上山下鄉激流,義無反顧地以荊燕子、董加耕為榜樣,沿著他們走過的光輝道路, 決心到廣闊天地經受鍛煉,插隊落戶, 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漫漫13年,現在早達到“三十而立” 男大當婚的年紀,可娶妻生子,實現人生的完整,似乎比登天還難。除了其他條件,年齡虛大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伯父眼看自已年事己高,壽命有限,“上接碧落下黃泉,兩眼茫茫皆不見” 。如果再不把張先生調回原藉,那么恐怕“過了這個村,再也沒有這個店”,今后難有調回機會了。

  他一想到這些,心里更加內疚和自責,不由得一陣長吁短嘆。孩子是從自己這里背井離鄉的,讓張先生調回城,他認為既是他有生之年義不容辭的責任, 也是他的夢寐以求的多年夙愿。

  但據反饋的信息,由于張先生年齡有誤,超過勞動局招工上限年齡35周歲,故而回城只得暫時“擱淺”。 那時,是先有招工接受單位,然后才可辦理回城戶口遷移手續。

  伯父苦口婆心,費盡口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嘴唇磨出血腥氣,一再解釋,但是人脈有限,亳無結果。說來說去,對方干部還是一句話,“除非你去派出所,糾正你侄子的年齡。”

  眼看著每天一批又一批的天南地北、朝夕相處的同伴,興高采烈地踏上回城的歸途,剩下的知青,猶如“黃鼠狼看雞,越看越稀。”張先生是愁腸百結、憂心如焚,他難免“望風落淚,對月傷懷”。

  他想:一生的路還很長,將來還要戀愛、結婚,成家立業,難道這改變命運的機遇,再次與我失之交臂?難道我命中注定一輩子“修地球” ?當時,張先生別提心中多么的郁悶、糾結與憋屈!

  倏然,張先生想到:以檔案來證明實際年齡,豈不簡單實用,頗具說服力!什么年齡上小學、什么年齡上初、高中,不就自然推算出當時的真實年齡啊!哪是鐵炮也轟不掉的歷史事實呀!

  可誰知,他自認的一套“形之有效”的理論,市勞動局根本不認同,壓根兒行不通。勞動局干部說,人的年齡只有戶口簿最權威,其他都不算數。何況檔案里的材料、內容不少也是自已填的。

  僅管,他們看過張先生的檔案材料,也承認戶口上肯定存在錯誤。因為他的嫡親哥哥,僅出身在1944年,并且知青中實在找不出張先生這樣“高齡”的老知青,但勞動局干部堅持要“派出所的糾錯證明”,絲毫并無改口的意思,還說這是“烏龜的屁股——規定”,這叫“合理不合法”,“天王老子”也不可越雷池一步。

  張先生所蹲的農場是建設兵團編制,知青都是集體戶口,誰的年齡有誤,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發生差錯,只有參軍、上大學、招工,才會發現和重視,平時抑或“掉以輕心”, 再說那種“鯉魚跳龍門”的好事從來輪不上他,所以,張先生一直蒙在鼓里,渾然不知。連到哪個派出所糾正,都找不到方向。

  何況年代久遠,又經“文革”動亂,早已世事變遷、物是人非。要查出原始材料上,“以訛傳訛”的源頭,實現“在哪個派出所出錯,由哪個派出所糾正” 的程序規定,宛如盲人騎瞎馬,寸步難行。

  更要命的是張先生飽經憂患,命運多舛,下鄉務農之前他已幾經輾轉,顛沛流離,求學期間,監護人多次變更,他仿佛成了體育比賽中的“接力棒”。

  “萍水客舟,霜重鐘殘”。小小年紀一會兒由如皋舅舅啟蒙,一會兒又由如東古鎮的祖父、祖母呵護,一會兒又由南通伯父撫養。張先生每回變更監護人,不同的轄區,派出所也不一樣。

  戶口經過一市、二縣、三地,四、五個派出所多次遷出、遷進手續,所以,要在短時間內糾正謬誤,“解鈴還需系鈴人”, 發現問題到底出在哪個派出所,并非易事,而且也不現實,工作量之大不啻一個“系統工程”。

  根據張先生儀表局供職的遠房親戚的提議:“性急吃不下熱豆瘸。”先不急于落實單位,以“困退”的名義調上來作為“重中之重”、“當務之急”,然后,再從長計議,設法安排工作。

  終于,伯父采納了親戚建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將張先生從櫛風沐雨十三年的農場上調回市內。

  張先生回城后,待業半年,調上來的知青都分配在國營企業,伯父少不了托人找關系、打通關節,好不容易才落實了集體所有制工作單位。

  可幾經執著追尋和努力,年齡疑云仍是無頭案,因無法確定是哪個派出所搞錯,查無實據,遲遲不能“撥亂反正”,給他的以后的戀愛、婚姻帶來了一系列的麻煩和苦惱。

  80年代,張先生經人介紹,認識了一個市工藝美術研究所的28歲姑娘,兩人一見鐘情,一拍即合,猶如“干柴遇烈火” ,很快就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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